說：“實現(xiàn)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夢想。”這就是最響亮的中國夢。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整理了有關情系中國夢的演講稿范文3篇，歡迎大家閱讀。

　　情系中國夢演講稿范文篇1

　　鴉片戰(zhàn)爭以前，中國人做的是“天下夢”。

　　天下夢與中國夢，有什么不同?中國夢，想的是“中國怎么樣”;天下夢，想的是“人類怎么樣”。前者是關于“國家”的愿景，后者是關于“社會”的理想。

　　那么，怎樣的社會最理想?首先是“大同”，其次是“小康”。這兩個概念，是儒家的經(jīng)典《禮記》提出來的，在《禮運》篇。兩者之間的根本區(qū)別，在于“大同”是“天下為公”，“小康”是“天下為家”。表現(xiàn)為權(quán)力的交接，政權(quán)的交替，前者是“禪讓”，后者是“世襲”。顯然，大同比小康好。所以，晚清很多人認為，美國式的共和聯(lián)邦制，比君主立憲制好。君憲制當中，英國式的“虛君立憲”，又比日本式的“實君立憲”好。當然，這不是統(tǒng)治者的想法。他們最希望的，是一成不變。萬不得已，才學日本，至少得有個“萬世一系”?？傊?，晚清時期，是統(tǒng)治者選擇實君，維新派喜歡虛君，革命黨主張共和。因為只有共和，才能真正走向“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

　　然而，歷史上的所謂“大同之世”，畢竟已經(jīng)一去不復返了。取而代之的，是“小康”。小康的特點是“家天下”。這當然比“公天下”差，但也還對付。至少在后世儒家眼里，比秦漢到明清好。因為小康時代實行的，是周公創(chuàng)立的制度，包括宗法制、封建制和禮樂制。宗法制是社會制度，封建制是政治制度，禮樂制是文化制度。社會、政治、文化，三位一體。一以貫之的，則是這樣一種政治思想：以人為本，以德治國，以禮維持秩序，以樂保證和諧。這同樣為儒家所推崇。不妨說，在儒家眼里，大同之世是無憂無慮，小康之世是有德有序。所以孔子說，實在不行，能回到東周，也不錯(《論語·陽貨》)。

　　遺憾的是，就連這個理想，也都成為泡影。中國社會不可逆轉(zhuǎn)地進入了帝國時代。如果說“大同之世”實行的是“帝道”，“小康之世”實行的是“王道”，那么帝國時代實行的就是“霸道”。霸道，就是中央集權(quán)，國家專政，君主獨裁。這是法家的那一套，即譚嗣同他們恨之入骨的“秦政”和“荀學”(《仁學》之二十九)。這時，“無憂無慮”是不可能了，“有德有序”也指望不上。能過上安生日子，就很不錯。因此帝國時代中國人想要的，是“治世”，也就是風調(diào)雨順、政通人和、國泰民安。誰能幫我們實現(xiàn)這理想?除了老天爺，就是圣君、清官、俠客。最好能有好皇帝，其次有清官也不錯。兩個都沒有，就只能寄希望于俠客，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如果連俠客也找不到，便只能去讀武俠小說。這其實是越來越?jīng)]有指望，難怪譚嗣同他們要痛心疾首了。

　　這就是傳統(tǒng)社會中國人的天下夢：大同、小康、治世。它們寄托了理想，也表現(xiàn)出無奈。因為誰看得出來，這三個夢，是每下愈況，一蟹不如一蟹。但這沒辦法。理想不能實現(xiàn)，就只好打折扣。要想“不折不扣”，就只能從這“夢境”中走出來。于是，1949年以后，中國人的夢，就有了新的版本。

　　新版本的主題，仍然是“大同”。

　　實際上，從國民黨到共產(chǎn)黨，從孫中山到毛澤東，“天下為公”四個字，何曾一日忘懷?只不過，有一個如何實現(xiàn)的問題，也有一個何時實現(xiàn)的問題。1949年后，中國大陸進入和平而統(tǒng)一的時代，毛澤東就覺得應該“只爭朝夕”地做起來了。于是便有了“人民公社”。這個“新生事物”，即便不是按照“大同”模式打造的，恐怕也有它揮之不去的影子。生產(chǎn)資料歸集體所有，這是財富“不必藏于己”(此處及以下引文均見《禮記·禮運》);社員參加集體生產(chǎn)，這是勞動“不必為己”;辦食堂、學校、敬老院、幼兒園，定“五保戶”，這是“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ǎng)”。社員過著集體生活，自然“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村與村、社與社之間，當然都“講信修睦”。至于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更是題中應有之意。就連“選賢與(舉)能”，也部分地做到了，盡管只限于選生產(chǎn)隊長。

　　人民公社的樣板，是大寨。在當時的文藝作品中，大寨簡直就是“人間天堂”：牛羊胖乎乎，新房齊嶄嶄;炕上花被窩，囤里糧冒尖。農(nóng)民能過上這樣的日子，當然“夢里也笑聲甜”。只不過我有點納悶：這種“銀光閃閃喜氣多”的景象，跟改革開放以后要建設的“社會主義新農(nóng)村”，有什么兩樣呢?這里體現(xiàn)的，究竟是毛澤東思想，還是鄧小平理論?也許，小康與大同，原本就息息相通、一脈相承吧!因此我猜想，當毛澤東吟誦著“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煙”，或者大筆一揮寫下“人民公社好”時，他眼前浮現(xiàn)的，便正是“大同之世”的美好圖景。

　　然而我們不能說，毛澤東心目中的“大同”，就是儒家那個“理想社會”。人民公社的原則和構(gòu)架，恐怕更多地來自墨家。墨家也是向往“大同之世”的。在墨家眼里，那是一個“兼愛”而“尚同”的社會。它的分配原則，是自食其力，按勞取酬;它的人事制度，是各盡所能，機會均等;它的人際關系，是相親相愛，互利互助。這，就是“兼愛”。至于組織紀律，則是個人服從團體，下級服從上級。“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墨子·尚同》)。巨子(領袖)一聲令下，墨者(門徒)“赴火蹈刀，死不旋踵”(《淮南子·泰族訓》)。這，就是“尚同”。所有這些，不都是“公社的原則”嗎?甚至就連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干部參加勞動，知識分子與工農(nóng)群眾相結(jié)合等等，在墨家那里都有。墨子自己，粗茶淡飯，草鞋布衣，勞作不止。他的學生，更是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手腳長滿老繭，肌肉鼓鼓，面黑如炭，活像當年上山下鄉(xiāng)的知識青年。所以我曾半開玩笑地說，墨子恐怕是個“社會主義者”(拙著《我山之石》，廣西師大出版社)。至少，他比孔孟、老莊、商韓，都更“草根”。他的思想，也更貼近下層人民和弱勢群體。何況秦漢以后，墨家還變成了“地下黨”。農(nóng)民出身又領導革命的毛澤東，與之產(chǎn)生共鳴，或者心照不宣，一點都不奇怪。

　　不是東風壓倒西風，便是西風壓倒東風。法家那一套，既適用于 “強國”，又適用于“階級斗爭”。奇怪的是毛澤東自己并不這么說。他的說法，是“馬克思加秦始皇”。

　　所謂“馬克思加秦始皇”，就是“社會主義加法家路線”。這就又與晚清諸人迥異。他們的主張，可是“孔夫子加華盛頓”，即“資本主義加儒家理想”。更重要的是，他們對法家，對秦始皇，恨得咬牙切齒。譚嗣同就說：“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xiāng)愿也。”(《仁學》之二十九)他還認為，就是這一套，害得我們在世界各國眼里，變成了“蠻夷”。長此以往，還會變成猿猴、豬狗、蛤蟆、河蚌(《仁學》之三十五)。法家和秦政，怎么要得?譚嗣同的這些話，毛澤東不會不知道。何況先秦諸子中，法家可是最現(xiàn)實、最功利、最沒有夢想的。社會主義也好，人民公社也好，與法家何干呢?是不相干。但“強國夢”，與法家相干。

　　法家是主張強國的，而且能夠強國。當年秦國的崛起，就是證明。實際上法家的那一套，確實管用。它對內(nèi)有利于鞏固政權(quán)，對外有利于國際競爭。這就很能打動毛澤東。因為毛澤東的“中國夢”，包含著兩個內(nèi)容──天下為公的“大同夢”，富國強兵的“強國夢”。前者考慮的是社會的命運，后者考慮的是國家的前途。這兩個問題，都是他要考慮的。他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者，不會只考慮“中國怎么樣”。他也不是空想的社會主義者，因此又必須考慮“中國怎么樣”。中國必須怎么樣?強大。誰能讓我們強大?儒家能嗎?墨家能嗎?道家能嗎?不能。誰能?法家。何況法家的哲學，還是“斗爭的哲學”。先秦諸子，墨家講邏輯，其他三家講矛盾。但儒家講矛盾的統(tǒng)一，道家講矛盾的轉(zhuǎn)化。講斗爭的，就是法家。而且，法家講的斗爭，還是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的，不是東風壓倒西風，便是西風壓倒東風。這很符合毛澤東的思想，也很對他的脾氣。他，可是認為與天、與地、與人斗，“其樂無窮”的。

　　更重要的是，這種哲學能夠為“階級斗爭”的綱領服務。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chǎn)黨宣言》里說，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毛澤東認為，這是“唯物史觀”的精髓，也是顛撲不破的“真理”。既然如此，無論強國，還是大同，都必須搞階級斗爭。“馬克思”和“秦始皇”，就這樣走到了一起。

　　毛澤東的這些想法，在所謂“史無前例的“””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xiàn)。結(jié)果，則如眾所周知，強國夢沒有實現(xiàn)，國民經(jīng)濟反而到了崩潰的邊緣;大同夢也沒有實現(xiàn)，反倒是“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可真是南其轅而北其轍。

　　人民公社破產(chǎn)了，文化革命失敗了。留下的，是一堆問題。雖然我們“不以成敗論英雄”，但其中的教訓，難道不該反思嗎?

　　上看，人民公社和文化革命，是兩碼事。但內(nèi)在的聯(lián)系，卻很清楚。人民公社的特點，是“一大二公”。文化革命的口號之一，是“破私立公”。一大二公，破私立公，天下為公，一以貫之的，不就是一個“公”字嗎?

　　當然也有差別。傳統(tǒng)意義上的“天下為公”，主要講的是權(quán)力問題，即“政權(quán)乃天下之公器”。毛澤東，卻似乎還要把財產(chǎn)和心靈都“歸公”，都“公有化”。這才有了城里的“公私合營”，鄉(xiāng)下的“集體所有”;也才有了““””當中的斗私批修，破私立公，靈魂深處鬧革命，狠斗私字一閃念。

　　然而馬恩卻是重視個人權(quán)利和個體自由的。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宣稱，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前提，就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在《共產(chǎn)黨宣言》里，他們更是把共產(chǎn)主義社會界定為一個“聯(lián)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fā)展，是一切人自由發(fā)展的條件。也就是說，沒有個人，沒有個人的權(quán)利和自由，就沒有共產(chǎn)主義。可見，取消個人權(quán)利，限制個體自由，決非馬克思主義，只能是法家的主張。法家甚至認為，一個國家，除了君主和官吏，只能允許兩種人存在，這就是農(nóng)民和戰(zhàn)士。因為農(nóng)民可以種田，戰(zhàn)士可以打仗。顯然，在他們眼里，人民不是人，是工具和武器。工具和武器，又要什么權(quán)利，講什么自由?

　　不講的，儒家也不在意。據(jù)金觀濤先生檢索，民主、共和這些概念，很早就進入了中國;而個人、個性這些概念，則要到五四以后才為國人知曉(請參看秦暉《晚清儒者的“引西救儒”》)。顯然，這與我們的文化傳統(tǒng)有關。畢竟，中國文化是以“群體意識”為思想內(nèi)核的(請參看鄧曉芒、易中天《黃與藍的交響》)。所以，儒墨兩家的“大同”也好，法家的“強國”也好，都不講個人權(quán)利和個體自由，法家甚至還要剝奪。這就只能讓人苦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