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同性戀者的稱呼語匯

　　在中文中，引入了很多表示女同性戀者的稱呼(主要是英文)，也有當地社區(qū)自己創(chuàng)造或者歷史上沿用的隱諱語。

　　中國大陸

　　在中國大陸，女同性戀最常被稱為“拉拉”，主要是從臺灣“拉子”影響而來，又或稱為“蕾絲邊”。在中國古代，女同性戀亦被稱為“磨鏡”、“對食”、“自梳”等。

　　“磨鏡”，即磨治銅鏡也。古用銅鏡，須常磨光方能照影。據漢代著名文人劉向的《列仙傳·負局先生》記載：“負局先生不知何許人，語似燕代間人，常負磨鏡局，循吳市中，炫磨鏡一錢。”《太平御覽·海內士品》中也說：“徐孺子嘗事江夏黃公，黃公薨，往會其葬，家貧無以自致，赍磨鏡具自隨，賃磨取資，然后得前。”唐朝詩人劉得仁《贈道人》一詩中曾寫道：“長安城中無定業(yè)，賣丹磨鏡兩途貧。”

　　清代小說家蒲松齡的《聊齋志異·神女》中也有“問其人，乃諸姓，市中磨鏡者也”之說。而把女同性戀叫作“磨鏡”的意思就是，由于雙方有同樣的身體結構，似乎在中間放置了一面鏡子而在廝磨，故稱“磨鏡”。

　　中國古代

　　自有文明以來，書寫權利為男性獨有，因此中國歷史上，男風不絕于書，而相對的“女風”則至為罕見。此等情形，不獨中國為然，直到19世紀英國維多利亞女王主政之時，尚不信世間有女同性戀一事，以至于當時的大臣無法立法。

　　女同性戀

　　其實男性或者女性的同性戀現象，都各有其相當深刻的社會原因。清代的女同性戀情形可謂至為激烈，張心泰《粵游小志》說：“廣州女子多以拜盟結姊妹，名金蘭會，女出嫁后，歸家恒不返夫家，若促之過甚，則眾姊妹相約自盡……盡十余年風氣又復一變，則竟以姊妹花為連理枝矣。且二女同居，必有一女儼若藁砧(丈夫)者。

　　”這些金蘭會的姊妹又稱自梳女。凡經“梳起”的女子，一切婚約均屬無效，男家不得強娶。她們互相結盟，滴血為約，永不外嫁;她們結拜為姐妹，親如夫婦，禍福與共，終生不渝。她們的住房稱“姑婆屋”，她們死后埋在“姑婆山”，生死不落夫家。

　　另梁紹壬所著的《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四《金蘭會》中則有這樣的記載：廣東順德村落女子，多以拜盟結姐妹，名金蘭，女出嫁后歸寧，恒不返夫家，至有未成夫婦禮，必俟同盟姊妹嫁畢，然后各返夫家，若促之過甚，則眾姐妹相約自盡，此等弊習，雖賢有司弗禁也。李鐵橋廉使令順德時，素如此風，凡女子不返夫家者，以朱涂父兄，且鳴金號眾，親押女歸以辱之，有自盡者，悉置不理，風稍戢矣。

　　兩相印證，不難看出，女性為了贏得自己的自主之權，剛烈到用自己的生命去見證自己的“愛情”。以至于儒家知識分子大為震恐，動用政權和族權的力量來加以懲罰。

　　磨鏡黨

　　我們還可以從光緒年間的《永明縣志》找到這樣一條資料：“桃州……其母亦為女計消遣，訪他家之女年貌相若者，使其女結為內交。桃州謂之行客。相處以切磋針鑿其間，即無他慮，而有用之年華已消磨于不覺。”顯然，最初“行客”之興起，乃由家族主導，為了防止女子起“淫心”、犯“淫行”，因此安排女性結對，使之安穩(wěn)閨中消磨歲月。

　　然而當女子之間有真正的“愛情”產生，轉變成了純粹的女同性戀之時，便會激發(fā)巨變。有些行客在全意阻止密友出嫁未遂的情況下，甚至闖進婚禮，持刃刺傷密友的新郎。

　　到了清末，商埠開放的上海華洋并處，五方雜居，成為十里洋場奢靡繁華之地。風氣所開，居然出現所謂“磨鏡黨”的組織，顧名思義便可知曉這是一個純粹的女同性戀者團體?！肚灏揞愨n》第三十八卷《洪奶奶與婦女昵》記載甚為詳備———

　　上海妓女中有一位號稱洪奶奶的人，她住在公共租界之恩慶里，為上海八怪之一……她所喜歡的男子很少，基本上相處的都是女性，她們所組成的團體也就是民間俗稱的“磨鏡黨”。洪奶奶是這個團體組織的魁首，在這個團體中，兩個女人相愛較之異性戀更為激烈，往往因嫉妒而起紛爭，這種事情常常發(fā)生，甚至到了性命相搏的地步。每當這個時候，就由洪奶奶出面調解。只要是“磨鏡黨”的成員，沒有一個敢不聽從的。

　　有一位叫做金賽玉的妓女，已經嫁人了，她也是一個同性戀者，因此拿了一大筆錢離開家庭，改姓為陳，就住在九江里，與洪奶奶對門相望，在洪奶奶的引誘之下，資財散盡，差點連自己的生活能力都失去。

　　洪奶奶的衣食無不以奢華為能事，可謂是揮金如土，她的資財雖然來自于所交好的女子，但是她也把這些錢用在“磨鏡黨”這一組織的成員上。

　　和洪奶奶相好的最初是青樓女子，久而久之，大家閨秀、巨富妾女也紛紛加入“磨鏡黨”，一進入這個組織，很快就把天下的男人看成是最可憎的厭物。

　　憐香伴

　　女同性戀

　　清代女同性戀的風氣在當時文藝作品中也不無反映，這里不妨以李漁的《笠翁十種曲·憐香伴》為例。此戲劇又名《美人香》，寫的是一夫二妻的俗套，不過情節(jié)不由男女之情入手，跳脫窠臼，不局限于傳統(tǒng)才子佳人的戀愛模式，而由兩位佳人之間彼此惺惺相惜的情感入手。

　　范生之夫人崔箋云到佛堂進香，忽聞風中傳來女子奇香。崔循香覓見寄住庵中的少女曹語花，兩人一見如故，詩文賡和，竟至于難舍難分，于是相約同事一夫，曹甘為側室。崔歸家之后告之丈夫，范生自然樂得享齊人之福，于是請崔之表兄前去曹家做媒。誰知同窗探知，心生嫉妒從中作梗，向曹父泄露了她們的密謀。曹父大怒，拒絕說媒之外更進言任職學正的朋友，革落了范生的頭巾，隨后攜女上京。范生夫婦只好返鄉(xiāng)改名換姓重新應舉，上京后得知曹父正為高官，范生只好悲嘆與曹女無緣。

　　曹語花為膩友思念成病。曹父認為女兒只是因為缺少閨友，只要自己收幾個女徒弟來跟她談詩論文就會好了，因此貼出招生榜。箋云借機報考，兩女一見，語花之病不藥而愈。曹父大喜之下，將箋云收為義女。

　　那邊范生已改名中舉，正好在曹父門下，曹父賞識，便將女兒許配。語花先過門，次日箋云又假稱自己是范生的原聘妻子，定要與妹妹同嫁，曹父一向古板拘謹，認為人倫攸關，不嫁不行，于是又隆重給箋云發(fā)嫁?；楫厓膳畔虿芨刚f明一切的欺騙情事，老人只好一笑接受。這個故事一切刻骨相思、為求相聚的苦心綢繆，都從箋云和語花身上發(fā)生，寫的自然是最純正不過的女同性戀。

　　曹父和范生都能接受兩女的這種關系，是因為男人要管住一個妻妾成群的家庭，與其讓女人彼此爭風吃醋，倒不如讓她們互相愛戀，達成所謂的“宵同夢，曉同妝，鏡里花容并蒂芳。深閨步步相隨唱，也是夫妻樣”這般完整和長久的同性夫妻之道。

　　《憐香伴》被說成是開中國女同性戀描寫之先河。這樣的故事更進一步就有《聊齋志異·封三娘》，文中的范十一娘為了把封三娘留在身邊，居然灌醉了她讓丈夫奸污她。

　　中國臺灣

　　在臺灣，英文單詞“Lesbian”的中文翻譯以“拉子”或“女同志”最為常見(也翻譯做“蕾絲邊”)。“拉子”的最早使用與發(fā)明是在女同性戀作家邱妙津的《鱷魚手記》一書中，后來普遍成為女同性戀社群內部用來指稱自己的術語之一。

　　中國香港

　　在香港，女同性戀一般被稱為“Les”，是英文“Lesbian”的簡稱。以前還有人以“磨豆腐”來形容女同性戀者，但因為含貶義現今少用。

　　其他稱呼

　　此外，女同性戀還有其他的稱呼，包括：

　　蕾絲邊：來自英文單詞“Lesbian”(女同性戀者)。這個辭源自希臘一個名為萊斯博斯的島嶼。西元四百年前，希臘語詩人莎芙在這個島上舉行女詩人同歡會，建立她的學園，莎芙的詩多是敘述兩個女人間的愛情

　　歐蕾(O-Le)：老蕾絲邊的簡稱，指年過30的女同性戀者。

　　Spaghetti lesbian：一般的意大利面，在剛買回來干燥的時候是很硬很直的(跟異女一樣直)，但是一旦放水(濕了)下去煮，就會變彎。用英文解釋即是straight until wet一語雙關，含義為有些異女在性欲被挑起的緊要關頭會馬上變彎。

　　百合(Yuri)：御宅文化中對女同性戀的代稱

　　GL：girl's love(日本動漫術語，嚴格來說，gl只是用于同好間的術語，不能拿來稱作女同志，兩者不能混用)

　　女同性戀的同運先驅

　　在世界同性戀權利運動及同性戀解放史上，女同性戀發(fā)揮了核心作用。女同性戀在同性戀去病化，去罪化進程中發(fā)揮了開天辟地、批郤導窾的作用。

　　芭芭拉·吉丁斯

　　芭芭拉·吉丁斯(Barbara Gittings，1932-2007)是美國同志運動的先驅，在同運歷史上功勛卓著。除了促使美國精神病學會不再將同性戀視為精神失常以外，她還組建了美國第一個女同志組織“比利蒂斯女兒”(Daughters of Bilitis)的紐約分部，并且主編它的會刊《階梯》(The Ladder)，她成功說服美國圖書館協會讓性少數相關文獻進入公立圖書館，令大眾看到準確的描述，聽到公正的聲音。

　　1950年，上大學一年級的芭芭拉·吉丁斯被心理醫(yī)生診斷為同性戀，并提出要對她進行治療。 吉丁斯沒有接受治療，相反，她開始了艱苦的理論搜集、研究工作。1972年，吉丁斯受邀出席了一個名為“對話：精神病學，同志的朋友還是敵人”的研討會。

　　1973年，美國精神病學會理事會將“同性戀”從精神錯亂的名單上除去，當費城的報紙就此采訪吉丁斯時，她挖苦地表示，自己當天看到了報上“一個精彩的頭條”——“兩千萬同性戀者得到了及時治愈”。

　　文海茫茫少知音

　　1932年7月31日，吉丁斯出生在奧地利的維也納，其父當時供職于美國駐奧外交使團。1940年全家遷回美國，定居東部的特拉華州。

　　高中畢業(yè)后，吉丁斯就讀于美國西北大學戲劇專業(yè)。大一時，一位心理醫(yī)師將她“確診”為同性戀，并且提出要對她進行“治療”。

　　但吉丁斯沒有就范，相反，她走進了大學的圖書館，尋找包括醫(yī)學和法律書籍在內的同性戀相關資料。很快她便意識到，讀物少之又少，寥寥可數的幾本還被歸在了諸如“反常”“出軌”“倒錯”等條目之下。

　　此外，幾乎所有的文獻都只是針對男同性戀者，而且真正論述同性戀愛情本身的書籍幾不可尋。

　　在那一時期的通俗小說里，吉丁斯卻找到了她在“科學”文獻中找不到的“真實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和她們的愛情，在這些人身上她看見了自己的影子。對于她來說，這是一個意味深長的發(fā)現，盡管在小說里這些人物似乎都難逃悲劇性的命運。

　　在圖書館的大量研讀占用了吉丁斯太多的時間，她沒有通過學期考試，回家小住之后，她離家只身去了費城。

　　峰回路轉花又明

　　在艱難尋找相關文獻的時候，她發(fā)現了愛德華·薩格林(Edward Sagarin)以Donald Webster Cory為筆名發(fā)表的《美國的同性戀》(The Homosexual in America，1951)，她聯系到薩格林，并通過他接觸到當時羽翼漸豐的“愛同志”運動(homophilia movement)以及其刊物《一》(One)。

　　1956年，吉丁斯去加州參觀《一》的編輯部，她同時還聽說了“比利蒂斯女兒” 并參加了她們的首次會議，認識了社團的創(chuàng)始人菲利斯·萊昂(Phyllis Lyon)和戴爾·馬丁(Del Martin)。比利蒂斯是古希臘一位薩福式的人物，美國的第一個女同性戀組織Daughters of Bilitis即得名于她，此外法國同性戀作家Pierre Louÿs 有小說《比利蒂斯之歌》，并于1977年被改編成電影《少女情懷總是詩》

　　兩年后吉丁斯應邀建立“比利蒂斯女兒”的紐約分部，雖然她住在費城，但還是痛快地接受了這個具有挑戰(zhàn)性的計劃。

　　1961年，在“比利蒂斯女兒”的野餐會上，吉丁斯結識了也同樣身為同志活動家的凱·拉赫森(Kay Lahusen)，兩人墜入愛河并相伴終生。

　　1963年，吉丁斯接管社團的會刊《階梯》，她把雜志引向了更好斗的方向，這一做法挑戰(zhàn)了“比利蒂斯女兒”的社會同化主義立場，她還公開質疑醫(yī)學權威以及將同性戀視為疾病的觀點。

　　吉丁斯反對“比利蒂斯女兒”不參加直接的政治行動的姿態(tài)。在受到華盛頓特區(qū)的社會活動家弗蘭克·卡米利(Frank Kameny)的啟發(fā)之后，她開始積極地參與早期的同志平權示威游行，例如1965年在白宮的示威，要求聯邦政府打擊對同志的就業(yè)歧視，以及每年7月4日國慶節(jié)在費城獨立廳舉行的示威。

　　吉丁斯在首次同志平權示威活動中，費城，1965年7月4日。標牌所言：同志也是人

　　去病理化功勛著

　　示威游行在當時的同志運動中仍是存有爭議的策略，吉丁斯因此和“比利蒂斯女兒”分道揚鑣。

　　而此時，正在大力倡導將同性戀非精神病化的卡米利邀請吉丁斯加入這一行動，吉丁斯于是欣然應邀。

　　1971年卡米利和吉丁斯共同舉辦了在美國精神病學會的展覽，次年，他們受邀出席了一個名為“對話：精神病學，同志的朋友還是敵人”的研討會。

　　當拉赫森指出，會上的精神病醫(yī)師都是異性戀者時，吉丁斯找到了一位身為同性戀者的精神病學家，他愿意在使用面具和變聲話筒掩護的前提下匿名出席。有意思的是，這番不得已而為之的掩護，本身就是對當時職業(yè)領域內以及全社會的同性戀恐懼的極佳諷刺。

　　討論會上，吉丁斯還宣讀了多位身為同性戀者的精神病醫(yī)師的匿名證詞。

　　1973年，美國精神病學會理事會將“同性戀”從精神錯亂的名單上除去，當費城的報紙就此采訪吉丁斯時，她挖苦地表示，自己當天看到了報上“一個精彩的頭條”——“ 兩千萬同性戀者得到了及時治愈”。

　　同志圖書波瀾興

　　吉丁斯十分關心性少數群體相關文獻的可借閱程度。1970年，她了解到美國圖書館協會的一些同志會員正在組建一個后來被命名為“同性戀工作組織”(Gay Task Force)的社團。[“同性戀工作組織”，后發(fā)展為“全國男女同性戀工作組織”(National Gay and Lesbian Task Force)，是美國僅次于“人權戰(zhàn)線”(Human Rights Campaign)的第二大同性戀權利組織——譯者注]

　　由于美國圖書館協會的大會也向非專業(yè)人士開放，吉丁斯于是前往一探究竟。她很快成為了“同性戀工作組織”的骨干成員，他們的首個計劃是出爐一份精選而可行的同志書單。

　　這份書單里的37本書如星星之火，很快形成燎原之勢。不斷有讀者來信，要求書單的編輯者就同志領域的某個專題提供更具針對性的書目。

　　在1971年的美國圖書館協會達拉斯年會上，“同性戀工作組織”將首個“同志圖書獎”頒給了阿爾瑪·盧松(Alma Routsong)，她以Isabel Miller為筆名創(chuàng)作了《我們的地方》(A Place for Us)，該書后以 《佩興斯和薩拉》(Patience and Sarah，1969)為題出版。

　　達拉斯大會期間，吉丁斯和同事們還想出了一個非常大膽的舉動：他們在展覽區(qū)設立了一個“接吻亭”，提議大家“擁抱一個同性戀”。當然了，沒有哪位與會者敢于上前一試，所以吉丁斯和盧松便在前來采訪的電視鏡頭前擁抱了彼此。

　　“同性戀工作組織”小組后來成為了美國圖書館協會的一個固定機構并且大受歡迎。

　　吉丁斯并不就此罷休，她敦促“年度同志圖書獎”成為美國圖書館協會的一個正式獎項。1986年，當她從“同性戀工作組織”協調人位置上卸任之時，她終于得以驕傲地宣布，自己的這一提議被采納了。

　　2001年，吉丁斯得到了“男女同性戀反誹謗聯盟”(Gay and Lesbian Alliance Against Defamation)頒發(fā)的一個獎勵，這個獎勵以吉丁斯的名字命名，用以表彰同志運動中的突出人物，而吉丁斯本人是此獎的首位獲得者。

　　吉丁斯還在由杰夫·杜比瑞(Jeff Dupre)執(zhí)導的紀錄片《走出往日》(Out of the Past，1998)中接受了采訪，她字字響耳、處變不驚的口才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和乳腺癌進行了頑強的斗爭之后，吉丁斯于2007年2月18日去世。她的愛人拉赫森比她晚些辭世。

　　吉丁斯與拉赫森一起，把同志運動進行到了她們生命的最后時期。兩人一致決定把她們大量的藏書、文件和圖片捐獻給圖書館及檔案館。毫無疑問，這將為學者和其他讀者了解同志運動、了解這對伴侶終生不渝的愛情提供豐富的資源。

　　戴爾·馬丁和菲利斯·萊昂

　　在美國社會最為保守的歷史時期，戴爾·馬丁(Del Martin，1921-2008)和菲利斯·萊昂(Phyllis Lyon，1924- )這兩位勇氣可嘉的女性成為了戀人。她們是同性戀解放運動的奠基人，她們發(fā)展和擴大了女同性戀的定義。

　　在她們早期的作品《女同性戀/女人》(Lesbian/Woman，1972)中，萊昂和馬丁對僅僅以“性”來定義女同性戀的觀點提出了質疑，她們將“女同性戀”定義為“性欲、心理、情感和社交興趣都投向同性的女性，即使這種興趣沒有公開表達出來。”這個概念不僅使得那些從未與女人有過性關系的女性也可以將自己歸為同性戀，而且使女性認同成為了上世紀七十年代女同志運動的基礎。馬丁和萊昂還因保持了超過五十年的忠實關系而成為女同伴侶的典范。

　　篳路藍縷

　　1921年5月5日，馬丁出生于舊金山;萊昂則于1924年11月10日出生于俄克拉荷馬州的塔爾薩(Tulsa)，但她也在舊金山長大，并在那里接受教育。二人均在大學攻讀新聞學，馬丁在舊金山州立大學，萊昂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

　　1949年，戴爾·馬丁與菲利斯·萊昂在西雅圖一家出版公司工作時相遇。其時，馬丁曾有過一段短暫的婚姻，是一位29歲的拉媽，而萊昂則是25歲的“直人”。1952年，她們相戀了。1953年，她們搬到了舊金山。隨后的五十年，她們從未分開過，也沒搬過家。

　　1955年，在與其他女同性戀交流的的過程中，她們和一群朋友成立了一個叫做“比利蒂斯女兒”(Daughters of Bilitis)的組織。命名源于皮埃爾·路易(Pierre Louÿs)的一本女同情詩集《比利蒂斯之歌》(Songs of Bilitis)。這個名稱是特意選擇的，同志們一看便知，外行則不知所云。

　　1956年，“比利蒂斯女兒”發(fā)行了一份十二頁篇幅的油印通訊，名為《階梯》(The Ladder)，由萊昂編輯。原本并不激進的“比利蒂斯女兒”很快與“瑪特欣協會”(Mattachine Society，一個主要由中產階級男同性戀者組成的社團)建立了密切聯系，而“比利蒂斯女兒”也成為第一個全國性的女同性戀社團，《階梯》則成為首份公開的女同期刊，得以全國發(fā)行。由于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保守氛圍，“比利蒂斯女兒”的會員身份是保密的，萊昂也在最初幾期《階梯》中使用了筆名。

　　到上世紀六十年代早期，“比利蒂斯女兒”已風行全國，發(fā)展到芝加哥、紐約、新奧爾良、圣地亞哥、洛杉磯、底特律、丹佛、克里夫蘭和費城等地。六十年代早期，《階梯》的訂閱量達到了500份，而實際上它的讀者遠不止這個數目，因為一本雜志往往在很多不敢訂閱的人們之間輾轉相傳。

　　盡管萊昂和馬丁為組織竭盡所能，但是，年輕激進的女權主義者涌現了出來，并且試圖奪權，以便讓“比利蒂斯女兒”變得更具斗爭性。到七十年代，萊昂和馬丁已經不再是這個組織的領導者，而該組織也很快解散。

　　中流砥柱

　　與此同時，萊昂和馬丁已在舊金山當地政壇和成立于六十年代中期的“宗教與同性戀理事會”(the Council on Religion and the Homosexual)中表現相當活躍。“宗教與同性戀理事會”致力于幫助同性戀酒吧免遭警察騷擾。1965年1月1日，警方對同志新年派對的粗暴干涉引發(fā)了舊金山宗教領袖們的譴責。隨后，“宗教與同性戀理事會”推動同性戀相關的法律改革、并采取其他措施來改善舊金山同性戀者的處境。

　　1970年，馬丁寫了一篇廣為流傳的文章刊登在《倡導》(Advocate)上，題為《別了，我疏遠的兄弟們》(Goodbye, My Alienated Brothers)。文中，她譴責了同志運動中的男性沙文主義。那時萊昂和馬丁常常開玩笑說，女同志們應該在同運陣營中自立門戶，但實際上她們后來為加強男同和女同的團結付出了很大努力。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之交，萊昂和馬丁還致力于消除婦女運動中的“女同性戀恐懼”。盡管在“國家婦女組織”(the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中有很多杰出的同性戀者，但是有些領導人，包括該組織奠基者之一的貝蒂·弗瑞丹(Betty Friedan)在內，都表現出恐同態(tài)度。1971年，在洛杉磯的“國家婦女組織”全國大會上，該組織最終通過一項決議，確認對女同性戀的壓迫是一項女性主義議題。

　　1972年，萊昂和馬丁還協助成立了“紀念艾麗斯.B.托克拉斯民主俱樂部”(the Alice B. Toklas Memorial Democratic Club)，以幫助女同性戀者競選公職。其后，萊昂和馬丁都在若干的市委會及其他公共部門工作過。

　　孜孜不倦

　　1972年，萊昂和馬丁出版了她們最重要的著作《女同性戀/女人》，這本書至今依然是了解20世紀美國女同性戀生活的一本關鍵讀物，涉及性、心理健康等很多問題。在1991年該書20周年紀念版中，萊昂和馬丁補充了一些新的資料，從中可以看出女同性戀者對20世紀美國歷史的影響與日俱增。

　　她們1973年的作品《女同性戀的愛與解放》(Lesbian Love and Liberation)則捍衛(wèi)了個人對性的選擇和自主。

　　在為同志議題著述和演講的同時，馬丁還是反對家庭暴力的先鋒。1976年，她出版了《受虐的妻子們》(Battered Wives)，該書譴責了婚姻制度中的不平等和普遍存在的對女性的蔑視。

　　1976年，萊昂獲得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教育學博士學位，專攻性學研究。之后她擔任“全國性學論壇”(the National Sex Forum)的領導人，成為享譽全國的性學專家。

　　1979年，二人在舊金山開辦了一家費用從優(yōu)的婦女診所——“萊昂-馬丁健康服務”(Lyon-Martin Health Services)。

　　無論是作為循循善誘的教育者還是高瞻遠矚的活動家，自同性戀運動之始，萊昂和馬丁就是風云人物。1995年，二人幫助組建了“老年女同志變革組織”(Old Lesbians Organizing for Change)，并雙雙作為代表出席了1995年的白宮老年大會。

　　2002年是二人五十周年紀念，電影制作人瓊.E.拜倫(Joan E. Biren)發(fā)行了一部有關她們生活的紀錄片，名為《再無隱秘：戴爾·馬丁和菲利斯·萊昂的時代》(No Secret Anymore: The Times of Del Martin and Phyllis Lyon)。

　　銀發(fā)新娘

　　2004年2月12日，萊昂和馬丁在舊金山市陪審員梅布爾·藤(Mabel Teng)的主持下舉行了婚禮，此前舊金山市市長加文·紐瑟姆(Gavin Newsom)批準向同性伴侶頒發(fā)結婚證。儀式后，馬丁說：“半個多世紀以前，菲利斯和我互許終身。今天，舊金山通過平等和公正，向我們表達了忠誠。”

　　她們的婚姻很快被加州最高法院以紐瑟姆市長無權頒發(fā)結婚證為由宣告無效。萊昂和馬丁隨后加入一場挑戰(zhàn)加州法律合憲性的訴訟，訴因是該法將婚姻局限于異性夫婦。在經歷了地區(qū)法院勝訴和上訴法院敗訴之后，案子最后由加州最高法院審理。

　　2008年5月15日，一份以4：3的法官意見做出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裁決書發(fā)布了。在這份由大法官羅納德·喬治(Ronald George)執(zhí)筆的裁決書中，加州最高法院判決支持婚姻平等，宣布加州法律剝奪同性伴侶婚姻權的做法違憲。

　　為了向萊昂和馬丁致敬，紐瑟姆市長安排這對伴侶受領法院終審判決后頒發(fā)給同性伴侶的第一份結婚證書。2008年6月16日下午五點，市長在市政廳的一個私人慶典上為她們主持了婚禮，緊接著又舉辦了一個面向親朋好友及新聞媒體的招待會。

　　當之無愧

　　馬丁和萊昂成為加州高院裁決后第一對“領證”的同性伴侶，實在當之無愧。正如“全國女同性戀權利中心”(the National Center for Lesbian Rights)的執(zhí)行官凱特·肯戴爾(Kate Kendell)所說，萊昂和馬丁在同志平權斗爭中發(fā)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在一個一旦出柜就會失去一切的時代，她們出柜了。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她們一直頂著風險大聲疾呼。她們所做的，我做不到，我相信我們中的大部分人也都做不到。”

　　讓她們成為第一對合法結婚的同性伴侶，肯戴爾說，“是我們所能做到的承認她們功勛的最起碼的一件事。”

　　馬丁和萊昂是現代同性戀運動的鼻祖，她們見證了同志運動從謹小慎微的最初起步，到男女同性戀解放呼聲的高漲，再到同志平權進入主流政治領域的發(fā)展歷程。

　　令人悲痛的是，婚后僅僅三個月，戴爾·馬丁即于2008年8月27日，撇下萊昂、女兒和外孫們，撇下千千萬萬的仰慕者，逝世于舊金山。

　　5 代表人物 編輯

　　女同性戀在女性主義發(fā)展史上占據了半壁江山，是女性主義萌芽和發(fā)展的重要力量，也是第二波女性主義的核心動力。

　　弗吉尼亞·伍爾芙

　　弗吉尼亞·伍爾芙(Virginia Woolf，1882年1月25日-1941年3月28日)。英國女作家，被譽為二十世紀現代主義與女性主義的先鋒。兩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她是倫敦文學界的核心人物，同時也是布盧姆茨伯里派(Bloomsbury Group)的成員之一。最知名的小說包括《達洛維夫人》(Mrs. Dalloway)、《到燈塔去》(To the Lighthouse)、《雅各的房間》(Jakob's Room)。

　　弗吉尼亞·伍爾芙在西方現代文學上的杰出地位，還由于她對當時英國社會中婦女地位低下強烈不滿，并尖銳地抨擊當時英國文壇上彌漫的歧視婦女的傾向。她的評論集“A Room of One's Own”(“自擁的房間”)有一句名言：“a woman must have money and a room of her own if she is to write fiction”(“倘若一位女性打算寫小說，她必須要有錢和一間屬于她的房間”)，集中地表達了她對女性社會地位的批評。

　　弗吉尼亞提出，女性作家必須尋找能表達自己的語句，而不是借用男性的、表達完全不同情感的語句。然而，弗吉尼亞并不愿意女性與男性的性別模糊，認為女性應該強調自己與男性的不同，唯有如此才能取得屬于自己的地位。

　　凱特·米利特

　　凱特·米利特，愛爾蘭裔，1934年出生于一個四平八穩(wěn)的美國西部中產階級家庭，是天主教徒。凱特的專業(yè)是文學，她的研究從極端男性沙文主義的小說入手，首當其沖把D.H.laurance(勞倫斯，《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和henry miller(亨利·米勒，《北回歸線》作者)拎了出來。她發(fā)現書里寫男人要求用種種姿勢做愛，女人那個快樂啊，欲仙欲死的。凱特·米利特覺得這些敘述很可疑，她是左派知識分子，受馬克思主義影響很深，推崇實踐出真知，于是就召集各路女性友人說：大家請幫我個學術的忙，回去找老公男友或者一夜情也行，試試這些姿勢到底是不是讓女人爽到沒邊的?調查反饋是：不!

　　凱特·米利特的結論是，原來，這些男權文本寫的根本不是性，而是權力關系，是他們渴望隨心所欲地安排女人、甚至設計她們的欲望、身體和感受的微觀政治。

　　在之前研究的基礎上，米利特完成了她的博士論文《性政治》?！缎哉巍窓M空出世，因為符合整個時代潮流，成為當時的暢銷書，被譽為女權圣經;并幾乎是一瞬間之內，為當時藉藉無名的米利特帶來了聲譽和金錢。《性政治》更直接把米利特送上了時代周刊的封面，被時代周刊評價為：“簡直是女權運動的領袖。”

　　米利特的偉大在于她是第一個系統(tǒng)地把兩性關系與男權社會權力結構聯系起來論述的人。在那部充滿熱情與想象力的著作中，她指出，自然性別與社會性別完全是兩碼事，前者只是某些微小的生理差異，后者是父權社會一手構建卻要偽裝成“自然法則”的東西。通過家庭——學校——社會系列嚴密的培訓系統(tǒng)，出生時相差無幾的嬰兒若干年后被培養(yǎng)成截然相反的兩極：一是男人，他們應該陽剛、粗獷，政治、經濟和家庭的絕對掌控地位;另一極是女人，她們被要求優(yōu)美、溫柔、馴服，生養(yǎng)后代，服務于夫權家庭是她們人生的唯一意義。

　　阿德里安·里奇

　　詩人阿德里安·里奇有著極高的名氣和極大的憤怒。她的作品引人注目，因為它們都具有堅定不移的激進視野和炫目而動人的狂暴氣質。在將近半個世紀中，她的作品將女性和女同性戀者所受的壓迫帶入詩歌領域。這周二(3月27日)，她病逝于加利福尼亞桑塔克魯茲的家中，享年82歲。

　　里奇的作品被廣泛的閱讀、編選、教學，她本人也被多次采訪。幾十年來，她是女性主義運動最有影響力的作家之一，也是最廣為人知的美國公共知識分子之一。從1960年代中期就一直出版她的作品的諾頓出版社說，她寫有二十四卷詩作和近十卷散文;僅僅詩作就賣出了近八十萬冊。

　　里奇處于三重邊緣：她是女性、女同性戀者，也是猶太人。因此，在“身份政治”這個詞被造出來之前，里奇就在她的詩歌和很多文章中表達了相關的想法。

　　她的詩歌和貝蒂·弗里丹的《女性之謎》異曲同工：她們都描述世代以來限定女性生命的那些令人窒息的細節(jié)，她們都令人信服的證明目前男性所掌握的女性缺乏權利的狀況必須結束。

　　女同性戀作家、詩人阿德里安·里奇(Adrienne Rich)對于“強制性異性戀”(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的批判。里奇認為，在當代社會中，女性的社會化不可避免地基于異性戀的模式，即女性所受的教育和社會影響告訴她們，她們的性別身份(例如女性意味著美麗的外表和溫柔的態(tài)度等)，和社會角色(妻子、母親、情人等)，都是基于與男性的異性戀關系，而這樣的模式使得女性既背離了真實的自我，又與其他女性形成競爭關系。為了使女性能夠自由發(fā)展自己的人格與才能，免于受到壓迫性的社會要求，與其他女性相互認同，而不是爭奪男性的認可，女性應該致力于創(chuàng)造以女性為主的空間和文化。異性戀本身并不一定對于女性構成問題，但是從社會層面上來說，異性戀的絕對主導地位和“所有人都是異性戀”的預設、以及異性戀者因符合社會要求而享受到的特權，不僅會使得同性戀女性被邊緣化和從社會圖景中被抹去，更會促進對于性別形象和角色的刻板印象，從而使所有女性的自由發(fā)展受到限制。(Rich 1980)

　　與里奇一樣，越來越多的女性主義理論寫作強調作者的女同性戀視角，通過對于異性戀模式、性別角色、社會規(guī)范、性表達和性行為模式的梳理、懷疑、反思和批判，使得女性主義理論和運動的層次更加豐富，角度更加多樣，批判更加深入。

　　朱迪斯·巴特勒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1956年出生于美國，耶魯大學哲學博士，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修辭與比較文學系教授。巴特勒是當代最著名的后現代主義思想家之一，在女性主義批評、性別研究、當代政治哲學和倫理學等學術領域成就卓著。其所提出的關于性別的“角色扮演”概念是酷兒理論中十分重要的觀點，她也因此被視為酷兒運動的理論先驅。

　　“性別角色扮演”：巴特勒質疑在性與性別之間所做的這種生理的區(qū)分，主張我們除了由一整套的文化預期所以形成的特征，并不存在任何現在的生物性特征。

　　其性別角色扮演概念這套理論話語分析了性別身份和欲望是一種富于表演的行為，而不是本質上會變化的。即所有的性別都是“表演”，是一種模仿，而不是一種本質。巴特勒問道：“當先前認定有關異性戀體質的知識體系，被揭穿為知識為了產制本體論表面的類目時，主體與性別行為類目的穩(wěn)定性，會發(fā)生什么情況?”(butler,1990,p,viii)。對巴特勒而言，扮裝皇后代表“性別角色被拿來搬演、挪用、穿戴的世俗方法;它暗示所有的性別屬性不過是一種擬人化演出”。巴特勒進一步把布希亞的“擬像”概念加入性別的面向，說明性別是一種模仿，“不再有起源;事實上，這樣的模仿建構一種觀念，就是原始物不過是模仿物的效果與結果”。(butler，in fuss,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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