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的歷史故事

　　到了明代，情況變得更加嚴峻。差不多就在明朝建立的同時，中亞興起了一個極具侵略性的游牧政權——帖木兒帝國。這個帝國的創(chuàng)始人是帖木兒(1335-1405年)，歷史上也稱為“跛子帖木兒”。他自稱是成吉思汗的嫡派后裔，并以成吉思汗的繼承人自居。帖木兒的勢力興起于中亞的河中地區(qū)，迅速成為中亞最強大的軍事力量。此人以殘暴著稱，對一切敢于抗拒的敵人進行大屠殺，并用被殺者的頭顱建立人頭金字塔，以警示他人，不得反抗。他一生都在征戰(zhàn)：三征花刺子模，六次或者七次征伊犁，兩征東波斯，三征西波斯，打敗了奧斯曼帝國、東歐的金帳汗國、中亞的東察合臺汗國和印度德里蘇丹國等伊斯蘭強國，并對俄羅斯發(fā)動了兩次戰(zhàn)爭。中亞、中東、印度的重要城市報達(今巴格達)、布魯薩、薩萊、焉耆和德里等著名城市都遭到過他的洗劫。通過三十多年的征戰(zhàn)，他建立了從德里到大馬士革、從咸海到波斯灣的帖木兒帝國，定都于撒馬爾罕。他到了晚年打算要征服中國。此時明太祖建立了明朝，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派使者傅安、劉偉等出使西域，來到撒馬爾罕后，被帖木兒王朝逮捕，經過長時期的談判后才獲釋。爾后，帖木兒于洪武二十、二十五、二十七年(1387、1392、1394年)三次派使者攜帶禮物到明朝，呈上了措辭謙卑的稱臣書信，以刺探明朝的虛實和麻痹明朝。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派傅安攜帶一封向帖木兒表達感謝的信到撒馬爾罕。但在此時帖木兒已經宣布他要征服中國以迫使中國人皈依伊斯蘭教，并且開始在位于今哈薩克斯坦南部的訛答刺城聚集大軍。傅安尚未返回，明成祖已即位。成祖得到帖木兒準備入侵的消息，立即命令甘肅總兵宋晟進行戒備。永樂二年(1404年)，帖木兒興兵二十萬遠征中國，途中突然于次年(1405年1月19日)在訛答刺城病逝，終年71歲。在他壯麗的藍色圓頂的陵墓內的綠玉色棺材上，寫著他的豪言：“只要我仍然活在人間，全人類都會發(fā)抖!”臺灣作家柏楊在《中國人史綱》中對此事進行評論說：“僅只比明王朝晚一年，在中亞興起的帖木兒汗國，正決心恢復蒙古帝國東方的故有版圖。1404年，靖難之后結束第二年，帖木兒大汗從他的首都撒馬爾罕;出發(fā)東征，進攻中國。不料在中途逝世，軍事行動中止。如果帖木兒不適時的死，根據已知的資料推斷，以明王朝以那殘破的力量，勢將無力抵抗。一個新的異族統(tǒng)治可能再現。”柏楊僅只提到“新的異族統(tǒng)治”，然而與以前對各種宗教都持寬容態(tài)度的成吉思汗、忽必烈汗不同，明朝現在面對的是一位狂熱的圣戰(zhàn)領袖，力圖用武力迫使中國人改宗伊斯蘭教。如果帖木兒的計劃成功，中國的歷史可能就是另外一個樣子了。

　　帖木兒帝國之后，中亞一些統(tǒng)治者依然企圖染指中國西北地區(qū)。1517年，滿速兒汗從哈密向甘肅的敦煌、肅州和甘州方向攻擊中國本土。與此同時，他的弟弟、喀什噶爾的統(tǒng)治者賽德汗把圣戰(zhàn)引入了吐蕃人的拉達克地區(qū)。《明史》和《拉失德史》都記載了滿速兒汗對中國的戰(zhàn)爭，《拉失德史》并指出這是一次反異教的圣戰(zhàn)。在圣戰(zhàn)的威脅下，嘉峪關以西地區(qū)各族人民大多皈依了伊斯蘭教。

　　這些中國所面對的嚴重威脅都是來自絲綢之路。因此把絲綢之路想象為歌舞劇《絲路花雨》所描繪的那種鶯歌燕舞、歌舞升平的和平友好景象，當然不符合歷史。

　　有鑒于以上各方面的原因，到了明代中后期，明朝政府重新考慮以往對絲綢之路沿途地區(qū)的政策，采取更為現實的對策。為了保障西北地區(qū)的安全和絲綢之路沿途地區(qū)的秩序，明初在嘉峪關以西(今甘肅西北、青海北部及新疆東部)設立的七個羈縻衛(wèi)所，又稱“關西七衛(wèi)”、“西北七衛(wèi)”和“蒙古七衛(wèi)”(因七衛(wèi)首領皆為蒙古貴族)，作為處理這些地區(qū)事務的機構。經過多年的考量，到了嘉靖三年(1524年)，明朝政府將七衛(wèi)全部撤入嘉峪關以內。這一行動不僅表現了明朝將邊防線收縮到其力所能及的范圍，而且也表現了明朝不愿意再介入中亞地區(qū)的紛爭。

　　晚明著名文人袁宏道在談到對待鄰國之間的糾紛時說：“譬如鄰人自相訐訟，我乃鬻田宅、賣兒女為之佐斗，不亦惑乎?”撤回關西七衛(wèi)也表現了這種態(tài)度。撤回關西七衛(wèi)是明智的，因為這可以使得明朝政府將有限的資源用到更加需要的地方。這一行動標志著在過去兩千年中時通時閉的絲綢之路，終于到了其終結之時。到了清代，絲綢之路貿易在中國的外貿中所占地位已經無足輕重。因此可以說到了明代后期，絲綢之路就已完成了其歷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