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宋型文化視閾下的宋代文體學

　　摘要：通過文化學視角觀照宋代文體學，指出成熟繁榮、融會貫通的宋型文化對宋代文體格局的深刻影響，并從語言、雅俗和古今之變?nèi)矫?，進一步論證文化和文體的關聯(lián)，探討兩宋文體學的地位、價值和意義。把宋代文體學放到整個古代文體學的發(fā)展歷程中進行審視，將其定位為古代文體學演進中一個承上啟下的轉關時期。在宋型文化的會通語境和創(chuàng)新意識下，兩宋文備眾體，諸文體都獲得充分的發(fā)展空間，故宋代成為古今文體駢與散、簡與繁、文與質(zhì)、雅與俗糾葛轉關的樞紐。

　　關鍵詞：文體;文體學;宋代;宋型文化;語言;雅俗;古今

　　宋代是文備眾體的時代，各種應用類、文學類文體大致完備，如百舸爭流般各勝擅場、此消彼長。應該指出，文體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一個立體開放的系統(tǒng)。任何文體都存在于一定的社會歷史和文化背景之下，易言之，文體的背后有文化，文體的發(fā)展和演變往往映襯出一個時代的文化精神特質(zhì)。如能以一種文化的視角對宋代文體學進行觀照、審視、思辨，當能提升研究的學術品位，對宋代文體學得出一些新鮮活潑的有益見解。

　　一、宋型文化與文體

　　唐宋時期是華夏文明的鼎盛時期，尤其是宋代文化，高度成熟、全面繁榮。宋人自身對本朝文化充滿了自信心和自豪感，他們普遍具有一種文化優(yōu)越感，并在文章中毫不掩飾地流露出來：

　　朱熹云：“國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1]

　　史堯弼《策問》云：“惟吾宋二百余年，文物之盛跨絕百代。……文采述作，論議術學，眾多繁夥，又非漢唐之所可幾及矣。”[2]1029

　　陸游《呂居仁集序》云：“宋興，諸儒相望，有出漢、唐之上者。迨建炎、紹興間，承喪亂之余，學術文辭，猶不愧前輩。”[3]

　　劉克莊《平湖集序》云：“本朝五星聚奎，文治比漢唐尤盛。”[4]

　　不但宋人對本朝文化無比自豪，后代的研究者對宋代文化亦莫不推崇備至。王國維、陳寅恪對此曾有精辟論斷，鄧廣銘更以“空前絕后”來贊譽宋代文化：“宋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發(fā)展的最高階段。兩宋期內(nèi)的物質(zhì)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中國整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nèi)，可以說是空前絕后的。”[5]說宋代文化空前絕后，不是指宋代文化在所有領域都前無古人、后無來者，而是就宋代文化整體衡量而論，當時的文學、史學、哲學、科技、音樂、書法、繪畫等都普遍成熟繁榮。

　　臺灣學者傅樂成有“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的論述，影響頗大。近幾十年來，學術界對宋代文化的研討日益深入，并以“宋型文化”來特指宋代在文化方面的開拓創(chuàng)新之功。然則如何界定宋型文化?其特點表征如何?今人已從不同層面、角度來概括宋型文化，諸如內(nèi)斂含蓄的作風、理性自省的精神、雅俗融合的態(tài)度、兼容創(chuàng)新的意識等，以上數(shù)端，可大致綜括出宋代文化的時代特質(zhì)。在筆者看來，宋型文化的突出表現(xiàn)，是“集大成”、“綜合性”。若用宋人自己的且最簡潔的話來概括，當推朱熹《答姜叔權》的一句話：“舉一而三反，聞一而知十，乃學者用功之深，窮理之熟，然后能融會貫通，以至于此。”[6]拈出其中“融會貫通”，就是宋人說宋型文化的最佳注腳。而宋型文化的會通特征對于宋代文體的發(fā)展、演進產(chǎn)生了重要的作用和深刻的影響。

　　宋代采用崇文抑武的基本國策，文官政治讓宋代士人意氣風發(fā)，他們關注時事，議論皇皇，在政治方面具有強烈的使命感，在學術上形成了崇尚義理、注重思辨的理學。理學是宋型文化的內(nèi)核，亦是宋代士人主體意識的理論表現(xiàn)，而整個宋代文化也打上了深深的理學烙印。理學對文體的影響表現(xiàn)在不同的層面，有直接作用，有間接濡染。理學家倡導的“文以載道”說在宋代獲得了廣泛的共鳴，顯然載道之“文”也是有講究的，古文最有資格充當載道的文體工具，詩歌次之，而詞、小說等則與載道關系甚少。由此言之，宋代古文盛行，成為無施不可的文體代表，正與理學思潮有一定關聯(lián)。

　　理學思想還助長了宋人的思辨議論傾向。張耒《答李推官書》云：“自《六經(jīng)》以下，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為寓理之具也。是故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詘者巧為粉澤而隙間百出。”[7]用古文發(fā)議論自是天經(jīng)地義，影響所及，宋代的其他文體也都“議論紛紛”。宋人不但在一貫以寫景抒情為主的辭賦、記體中說理議論，甚至在詩、詞里也大發(fā)議論、用經(jīng)用史。宋代最擅長議論的無疑是蘇軾，葉適《習學記言序目》云：“蘇軾用一語，立一意，架虛行危，縱橫倏忽，數(shù)千百言，讀者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自來，雖理有未精，而詞之所至莫或過焉，蓋古今議論之杰也。”[8]因理學的關系，宋代又興起了語錄體散文。這種文體起源于佛教，基本就是一種口語白話，理學家為更好地闡發(fā)義理，就用它作了說道理的工具。如說宋代文體有由文趨質(zhì)、由深趨淺的大趨勢，那么語錄體正是這種變化的標志之一。

　　宋代文化的高度發(fā)達關鍵在于擁有一大批博學多才的文化精英。宋代士人的學問根底、哲學修養(yǎng)和文藝才華都是卓越出眾的，他們的學識貫通各個門類，兼擅不同領域。以歐陽修為例，他既是宋代經(jīng)學的開創(chuàng)者、獨具慧眼的史學家，還是古文的一代宗師、宋詩的奠基人、別開生面的詞家。蘇軾更是“十全才子”，堪稱宋型文化特質(zhì)的最杰出代表。宋代文人的這種藝兼多門的情況在古代歷史上特別突出，他們有融通化成文化藝術的雄心壯志，表現(xiàn)在文體方面就是創(chuàng)新意識的強烈和破體相參的蔚然成風。宋祁說：“詩人必自成一家，然后傳不朽，若體規(guī)畫圓，準矩作方，終為人之臣仆。”[9]蘇軾說：“凡造語，貴成就，成就則方能自名一家。”[10]宋人的知識結構和創(chuàng)新意識助成了宋代文體的完備發(fā)達、各盡其妙。

　　在宋代城市文化背景下崛起勃興的俗文學，如詞、小說、戲曲等文體，能夠充分體現(xiàn)宋代文體承前啟后的重要意義。文化的發(fā)展演進總與社會經(jīng)濟密不可分，宋代手工業(yè)、商業(yè)的發(fā)達帶來了城市的繁榮和市民階層的壯大，諸如北宋都城汴京、南宋都城臨安等都是商賈輻輳、百業(yè)興盛的大都市。宋代最引人注目的一代之文體――詞，本質(zhì)就是于歌臺舞榭淺斟低唱的流行歌曲，所謂“新聲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調(diào)弦于茶坊酒肆”[11]。詞的臻于鼎盛，自然和當時的城市文化消費脫不開關系。宋代繁華的都市生活讓文化娛樂呈現(xiàn)出新的時代特征，勾欄、瓦舍等文化消費場所熱鬧非凡，各種適應城市文化和市民需求的文藝樣式蓬勃興起，說話、雜劇、影戲、傀儡戲、轉踏、賺詞、諸宮調(diào)等，朝歌暮舞、五音繁會。這些根源于城市文化娛樂的文學樣式雖然和傳統(tǒng)的詩文并存，但已表現(xiàn)出更為強勁的發(fā)展勢頭，不久的將來，它們會站到舞臺的中央，成為最能代表元明清時代文化的文體。

　　文體雖然千差萬別，但總是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折射出背后的時代文化精神。近代人姚華《曲海一勺・述旨第一》云：“夫文章體制，與時因革，時世既殊，物象即變，心隨物轉，新裁斯出……故事際一變，則文成一體，一治一亂，文運攸關，說似詭譎，理實尋常。”[12]研究宋代文體離不開當時的文化大背景，文化對文體的浸潤是潛移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