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宋型文化視閾下的宋代文體學

　　筆者把古今文體嬗變劃分為五個階段：一是言文合一的古文時代(先秦)。上古時代的口語和書面語是基本一致的，由于當時記載傳播工具的不便(如竹帛)，治事一般口耳傳授，故而“辭尚體要”(《尚書》)、“辭無支葉”(《禮記》)，詩文等文體都古雅簡賅，此時還無所謂駢散的分途。二是有意為美文的時代(漢魏六朝至中唐)。漢賦尚未成為駢體，但已揭開了駢體形成的序幕。魏晉開始，文學自覺，行文講究駢偶對仗漸成氣候。隨著駢體文的定型，駢散的分道揚鑣也由此時開啟，口語和書面語的距離日益拉大。齊梁年間，近體格律詩草創(chuàng)成體，延至盛唐，遂成一代之大觀。駢偶文體為此期主流。三是有意為古文的時代(中唐至南宋)。過度講究形式偶儷給文體造成的弊端是顯而易見的，從中唐韓愈開始，又復倡簡約洗練的古文。韓、柳雖具倡導之功，但古文的再度發(fā)揚光大卻主要靠了北宋的歐、曾、王、蘇等的推波助瀾，宋代實為駢散消長的一大關鍵。散體文的復興對其他文體產生了深刻影響，通俗文體也在此期勃興，這些因素暗暗逗露出言文合一的新變趨勢。宋代的語錄、話本小說等正是文體實現言文合一的過渡形態(tài)。四是由古文向白話文轉變的時代(元至清末民初)。元明清三代，文體的由簡而繁、由文趨質已成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小說、戲曲等通俗文體大放異彩，口語和書面語的差距日趨縮小。五是言文合一的白話文時代(民國至今)。清末以來，倡語體入文，口語和書面語漸趨合而為一。更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強力推進，開啟了白話文的新時代，文言文時代宣告結束。白話文比散體古文更自由、更解放、更大眾化，代表了文體演變的自然趨勢。

　　如果嫌五個階段繁復，想要一分為二的話，那么承上啟下的界限則一定只能斷在宋代。因為宋代是古今文體駢與散、簡與繁、文與質、雅與俗糾葛轉關的樞紐。

　　有意味的是，宋代文體學的歷史地位正與整個宋代在古代史坐標上的“近代指向”意義相仿佛。宋代在中國歷史上是個很要緊的關節(jié)點，又是一個嶄新的開端。中國近世所滋生出來的諸多現象，都是從宋代露出端倪的。就文體而言，亦是如此。比如，宋代的語錄體很值得重視，它是文言向白話轉關中的一個微妙標志，具有“小腳不敢放得太大的‘半大腳’的特殊風味”。[34]直到民國以后，宋人的文體革新經驗還為胡適的白話新詩創(chuàng)作提供了理論借鑒。胡適《逼上梁山――文學革命的開始》說：“我認定了中國詩史上的趨勢，由唐詩變到宋詩，無甚玄妙，只是作詩更近于作文!更近于說話。……宋朝的大詩人的絕大貢獻，只在打破了六朝以來的聲律的束縛，努力造成一種近于說話的詩體。……我那時(筆者注：1915年9月)的主張頗受了讀宋詩的影響，所以說‘要須作詩如作文’，又反對‘琢鏤粉飾’的詩。”[35]胡適對民國初年所持塑造新詩的理論作了交底，宋詩的革新在胡適看來無疑是極大的成功，要建立白話新詩的新文體，舍此亦無他途。只此一點，即可說明宋代文體學的價值和對后世的啟迪意義了。

　　要之，從文化學視角觀照宋代文體學，可知成熟繁榮的宋型文化對宋代文體格局的深刻影響?？v觀中國古代文體學史，不妨把宋代文體學定位為古代文體學演進中一個承上啟下的轉關時期。宋代文備眾體，各種文體都獲得極充分的發(fā)展空間，承襲前代的詩、文、詞三足鼎立，新興的戲曲、小說也嶄露頭角，一試身手。宋代是古今文體駢與散、簡與繁、文與質、雅與俗糾葛轉關的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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