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嚴復對民族國家的民族特性談得較少的話，他對民族國家中的公民對國家的認同問題卻特別關注。簡單地說，公民對國家的認同，就是個體對國家與個體之間關系的認知，以及相應的對國家公共事務的態(tài)度。嚴復從中西方的生存競爭開始探討這一問題：“蓋自秦以降，為治雖有寬苛之異，而大抵皆以奴虜待吾民。雖有原省，原省此奴虜而已矣，雖有燠咻，燠咻此奴虜而已矣。夫上既以奴虜待民，而民亦以奴虜自待。夫奴虜之于主人，特形劫勢禁，無可如何已耳，非心悅誠服，有愛于其國與主，而共保持之也。故使形勢可恃，國法尚行，則齅靴嫠面，胡天胡帝，揚其上于至高，抑其己于至卑，皆勸為之;一旦形勢既去，法所不行，則獨知有利而已矣，共起而挻之，又其所也，復何怪乎!……且彼西洋所以能使其民皆若有深私至愛于其國與主，而赴公戰(zhàn)如私仇者，則亦有道矣。法令始于下院，是民各奉其所自主之約，而非率上之制也;宰相以下，皆由一國所推擇。是官者，民之所設以釐百工，而非徒以尊奉仰戴者也，撫我虐我，皆非所論者矣。出賦以庀工，無異自營其田宅;趨死以殺敵，無異自衛(wèi)其室家。”“夫如是則西洋之民，其尊且貴也，過于王侯將相，而我中國之民，其卑且賤，皆奴產子也。設有戰(zhàn)斗之事，彼其民為公產公利自為斗也，而中國則奴為其主斗耳。夫驅奴虜以斗貴人，固何所往而不敗?”簡言之，西強中弱的根源之一就在于國民對國家認同程度方面：在中國，民眾無民權，民眾與君主之間是奴虜與主人的關系，因而民眾對國家的認同程度很低，甚至有某種被迫認同的成分;而在西方，民眾有民權，民眾實際上是國家的主人，因而他們對國家的認同程度非常高。也就是說，中國與現(xiàn)代西方國家實際是二種完全不同的類型的國家。那么，導致這兩種國家的根本差異的民權又來自于什么呢?嚴復指出：“夫自由一言，真中國歷古圣賢之所深畏，而從未嘗立以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賦畀，得自由者乃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國國各得自由，第務令毋相侵損而已。侵人自由者，斯為逆天理，賊人道。其殺人傷人及盜蝕人財物，皆侵人自由之極致也。故侵人自由，雖國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條，要皆為此設耳。”“故言自由，則不可以不明平等，平等而后有自主之權;合自主之權，于以治一群之事者，謂之民主。”“西人之言政也，以其柄為本屬諸民，而政府所得而操之者，民予之也。”簡言之，民權來自于自由的觀念和民主的原則，并決定了民眾在國家中的地位，以及政府與民眾之間的關系。建立在民權基礎之上政府實際上就是立憲政府，嚴復指出其實質是：“立憲者，立法也，非立所以治民之刑法也。何者?如是之法，即未立憲，固已有之。立憲者，即立此吾儕小人所一日可據(jù)以與君上為爭之法典耳。其無此者，皆無所謂立憲。”“今世歐洲之立憲，憲非其君之所立也，其民既立之，或君與民共立之，而君與民共守之者也。夫以民而與于憲，則憲之未立，其權必先立也。”又說：“有民權之用，故法之既立，雖天子不可以不循也。使法立矣，而其循在或然或不然之數(shù)，是則專制之尤者耳。”正因為如此，西方國家的民眾才也成為國家的真正主人，他們才真心地擁護國家的行為?？梢哉f，嚴復以國民對國家的認同的線索，將西方近代自由主義的憲政主張介紹來中國，或者說，嚴復認為，中國只有構建出自由主義的現(xiàn)代憲政國家，才能真正解決國民對國家的認同問題，才能真正以解除來自西方列強的威脅。?

　　雖然嚴復強調個人的自由在現(xiàn)在國家中的意義，但他又認為，由于中國生存危機的嚴重性，“特觀吾國今處之形，則小己自由，尚非所急，而所以祛異族之侵橫，求有立于天地之間，斯真刻不容緩之事。故所急者，乃國群自由，非小己自由也。求國群之自由，非合通國之群策群力不可。欲合群策群力，又非人人愛國，人人于國家皆有一部分之義務不能。欲人人皆有一部分之義務，因以生其愛國之心”。也就是說，要增進中國人對國家的認同，除了國家政治制度的改良之外，還必須要增強民眾的愛國情感。因此，他在遺囑中對后人說：“事遇群己對待之時，須念己輕群眾。”但是，嚴復僅將此作為一種道德原則，則不是作用一種政治原則，“夫謂愛國之民，寧毀家以紓難，不惜身膏草野，以求其國之安全。此其說是也。然是說也，出于愛國者之發(fā)心，以之自任，則為許國之忠，而為吾后人所敬愛頂禮，至于無窮。獨至主治當國之人，謂以謀一國之安全，乃可以犧牲一無罪個人之身家性命以求之，則為違天蔑理之言。此言一興，將假民賊以利資，而元元無所措其手足。”可以說，嚴復認為，民眾對國家的認可有兩個方面的內容：第一，現(xiàn)代國家政治制度的建立，國家對民權的承認和對民眾利益的保護;第二，民眾愛國主義情感的激發(fā)，民眾為了國家的整體利益而犧牲個人的利益。雖然從具體內容上說，這兩方面內容有沖突之處，但嚴復對這兩方面內容的性質卻是作了嚴格區(qū)分的。

　　綜上所述，根據(jù)進化論，嚴復從現(xiàn)代國家理念出發(fā)，以一種現(xiàn)代眼光看待民族國家的構建問題，強調了國內各民族之間的和平共存，并提出了建構現(xiàn)代自由主義的憲政國家的主張。這既不同于西方近代的民族國家理論，也不同于孫中山的舊“三民主義”，實際上是中國近代民族主義者對現(xiàn)代國家的另一種理論探求。

　　三

　　?維護民族利益是民族主義各種主張的最終歸宿。它涉及到兩個方面內容;其一，民族利益的內容是什么，其二，如何維護民族利益。在近代中國，在進化論的影響下，各種民族主義者對民族根本利益的認定基本相同：當務之急是救亡圖存，追求民族的獨立;最終的目的建設一個文明、富強的新型中國，甚至中國在文明程度上要趕超西方。但對于如何維護民族利益，各種民族主義的主張卻有很大的差異?？偟膩砜矗赃M化論為依據(jù)，嚴復對如何維護民族利益有著獨特的主張，其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嚴復強調民力、民智和民德，特別是民智在中國救亡圖存中的意義。嚴復的進化論中有一個十分奇特的、而又不來自西方進化論的重要觀點：“是故國之強弱貧富治亂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驗也，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法從之。”“是以西洋觀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斷民種之高下，未有三者備而民生不優(yōu)，亦未有三者備而國威不奮者也。”簡言之，國家的各種實力實質是其民力、民智、民德的各種表現(xiàn)形式，國家之間的競爭歸根結底是民力、民智、民德之間的競爭。因此，嚴復說：“則及今而圖自強，非標本并治焉，固不可也。不為其標，則無以救目前之潰敗;不為其本，則雖治其標，而不久亦將自廢。標者何?收大權，練軍實，如俄國所為是已。至于其本，則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其實，民力、民智、民德本來指斯賓塞教育學中體育、智育和德育，嚴復將其改造為民眾的身體素質、民眾的科學知識涵養(yǎng)和民眾的道德水準。這在三者之中，嚴復最為看重民智，他認為，“觀其治生理財之多術，然后知其悉歸于亞丹斯密之一書，此泰西有識之公論也。是以制器之備，可求其本于奈端;舟車之神，可推原于瓦德;用電之利，則法拉第之功也;民生之壽，則哈爾斐之業(yè)也。而二百年學運昌明，則又不得不以柏庚氏之摧陷廓清之功為稱首。……故曰：民智者，富強之原。此懸諸日月不刊之論也”。“請先思今日歐美諸邦，其國力之富厚，其實業(yè)之精進，較之吾國相去幾何?次思列強進于此境者，從何時始?三思此不及二百年中，彼土所以致此古未曾有之盛者，實由何故?……必言近因，則惟格致之功勝耳。”“民智不開，不變亡，即變亦亡。”由于嚴復認為民力、民智增強最終也要依賴民智的提高，并且與富強直接相關的軍事、農工商等實業(yè)和政治制度的改良也需要以民智為現(xiàn)實的基礎，因此，嚴復說：“根本救濟，端在教育。”這是一個相當有趣的結論：中國應對殘酷的生存危機的根本方法卻是十分溫和的：發(fā)展現(xiàn)代的、全民性的科學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