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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荀子的“民本”政治哲學(xu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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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于這個問題,荀子也并不是沒有考慮過,他指出:

  君者儀也,民者景也,儀正而景正。君者盤也,民者水也,盤圓而水圓。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荀子·君道》)。

  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荀子·君道》)。君作為“民原”,并不只是作為政治權(quán)力的代表,他本身是帶有義務(wù)和責(zé)任的。整個社會尤其是廣大“民”的“正”與否、其行為是“圓”還是“方”、其行為是“清”還是“濁”都與君的品行相關(guān)聯(lián)。所以“君”的言行甚至喜好若不謹慎則會給整個政治共同體尤其是“民”帶來極大的禍患。

  楚莊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荀子·君道》)。從當(dāng)時的實踐來看,一個不算很大權(quán)力的楚王對“細腰”的個人偏好竟導(dǎo)致大量宮中之人忍饑挨餓以至于餓死的慘劇,“君王”專制之害顯然已經(jīng)彰顯無遺。

  荀子試圖通過兩種方法來對可能出現(xiàn)的專制弊端進行解救。

  第一種方法是直接針對“君”自己的,即對君主的個人修為進行不懈的提升。這也是儒家思想對于所有人的根本性要求。

  請問為國?曰聞修身,未嘗聞為國也(《荀子·君道》)。對于執(zhí)掌權(quán)力的君王,最要緊的不是如何治理國家,反而是修身最為重要,這不是要忽略執(zhí)政者治理國家的能力,而是認為對于掌權(quán)者而言,必須首先時刻堅持修身,使自己能時刻保持“成圣”的理想,其作為全社會儀表的身份才能名副其實,這是君王在自己職分內(nèi)最應(yīng)當(dāng)完成之事業(yè)。

  第二種方法就是在權(quán)力的運行上引入“臣”來完成,從某種意義上達到對“君”專權(quán)的制衡。

  故人主欲強固安樂,莫若反己。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反之政。欲修政美俗,則莫若求其人。……彼其人者,生乎今之世,而志乎古之道(《荀子·君道》)。“人主”想要保持政權(quán)穩(wěn)固安樂,就要“求其人”,“彼其人”正是能在運行權(quán)力上起到?jīng)Q定作用的“臣”。

  故明主急得其人,而暗主急得其執(zhí)。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執(zhí),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荀子·君道》)。

  在權(quán)力運行上,得到“其人”(即臣)之助,君王從個人到國家都能安治;反之,則危亡。以“急得其人”的態(tài)度來執(zhí)掌政權(quán),最后能達到“身佚而國治”的狀態(tài)。荀子希望“君”“身佚”而不是“身勞”,體現(xiàn)了荀子反對“君”在執(zhí)掌了權(quán)力后自己去運行。

  三、臣治——“大儒之效”

  前文已經(jīng)提到,“臣”主要的任務(wù)就是負責(zé)政治權(quán)力的運行。為達此目標,“臣”必須要維系權(quán)力秩序中“在上之君”與“在下之民”的和諧。因此,“臣道”也就必須要進行詳細的探討。

  “臣”的首要職責(zé)是把握好“君命”與“君利”之間合理之度。

  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荀子·臣道》)。

  ‘“君利”實際是“國利”、“民利”,這與政治權(quán)力的來源相符合。而“君命”在某些時候代表君主的私利。所以“君利”高于“君命”,在某些時候“臣”可以“逆命而利君”。臣之“忠”不是完全聽命于君主,而是要以“國利”、“民利”為標準對“君”進行制約。

  那么在實際的政治實踐中如何能利君呢?

  大臣父兄,有能進言于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有能進言于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知同力,率群臣百吏而相與強君撟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故諫爭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荀子,臣道》)。

  諫、爭、輔、拂是臣在處理與君關(guān)系時能達到“利君’’要求的四種形式,各自在不同情況下發(fā)揮作用。真正能將“臣”的使命優(yōu)秀地完成的最好榜樣是《荀子》所推崇的“圣臣”:

  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政令教化,刑下如影,應(yīng)卒遇變,齊給如響,推類接譽,以待無方,曲成制象,是圣臣者也(《荀子·臣道》)。圣臣將君民關(guān)系協(xié)調(diào)得融洽,將政令教化執(zhí)行妥當(dāng),更能“應(yīng)卒遇變”、相機理事。他不是一個僵化的執(zhí)行者,而是運籌帷幄的政治家。達到這樣水準的“圣臣’’的現(xiàn)實榜樣屈指可數(shù),如“殷之伊尹,周之太公”,而最高水準的便是“周公”,他的功績被譽為“大儒之效”。

  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dāng)?,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貪焉;殺管叔,虛殷國,而天下不稱戾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教誨開導(dǎo)成王,使諭于道,而能掩跡于文、武。周公歸周,反籍于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dāng)也,不可以假攝為也。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離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焉,明不滅主之義也。周公無天下矣,鄉(xiāng)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成王鄉(xiāng)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也:變勢次序節(jié)然也。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誅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yè),明枝主之義,抑亦變化矣,天下厭然猶一也。非圣人莫之能為,夫是之謂大懦之效(《荀子,儒效》),

  周公之所以獲此評價,在于他理想地完成了對荀子政治權(quán)力構(gòu)架中的一種設(shè)想。周初武王駕崩后,成王年幼而不能理國,但他也不是暴君不至于亂國,故實有荀子所謂“身佚’’的特點。這樣一個君主在位,就是臣發(fā)揮職能之機會。一方面,權(quán)力的運行便可全部交由“臣”周公處理,君主不會專權(quán);另一方面,成王本身正處在需要教化修身的階段,周公可以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與良好的品行促使成王不斷提高其修為,使其長成以后也不至于專斷施暴。而更難得的是周公也并未趁機篡位專權(quán),而是在將各種政事處理完善,教育成王成熟之后又歸政于他。自始至終,“君”、“民”及社會的秩序在周公的維系下都以和諧的態(tài)勢存在。這正是荀子所希望看到的政治權(quán)力良好運行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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